浪姐已成中女斗兽场

当“姐姐”不再乘风破浪：一档国民IP的七年之痒与内核迷失

内娱有个话题，始终处于一种“想说又懒得说”的微妙境地，那便是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。

坦白讲，这个IP自诞生之初，其核心设定就值得玩味。将“30+”与“女团选秀”强行捆绑，堪称全球首创。但一个模式此前无人涉足，未必是旁人缺乏创意，更可能因为它本身逻辑就存在硬伤。试想，让一群成熟女性去角逐唱跳舞台，这个起初颇具争议的框架，历经七季竟演变成了一种“传统”，这本身就已足够荒诞。更不必说，反复强调“30+”这个概念并将其神圣化，无形中默认了现实生活里这个年龄是“非常态”的。难道女性一到三十岁，就必须参与一场“满30减30”的青春赎回仪式吗？这些矛盾点，本就值得深入剖析。

然而，批评的声音有时会陷入另一种困境：作为一个关注女性议题的观察者，去指摘一档以“姐姐”为名的节目，似乎显得不够“整治正确”。人们总期待对这类节目抱以更多宽容与观察的耐心。直到第七季，一个事实已无比清晰：《浪姐》的核心，早已与“女性”本身无关。它如今更像一个消费女性故事的真人秀容器，仅此而已。

一公争议：当“人气”碾压了“舞台”

第七季一公舞台后，最大的舆论风波莫过于维妮娜的淘汰。事件本身并不复杂：她所在的团队全开麦、零失误，最终获得824票，却输给了被观众戏称为“幼儿园文艺汇演”的另一组，后者拿到了857票。明眼人都看得出，后者的优势并非舞台表现，而是成员更高的国民度。最终，维妮娜以301票遗憾离场。她在直播中那句“我不知道这个舞台上的评分标准是什么”，后来在正片中被悄然剪去。

《乘风2026》

甚至连晋级的选手都感到意难平。隔壁团的陶昕然当场表示：“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不是我们的原因。”这话听起来，可不像是对赛制心服口服的样子。

回头看看那支“高人气”队伍：王濛、李小冉、唐艺昕。一位是观众缘极佳的运动员，两位是有热播剧傍身的知名演员。相比之下，维妮娜的团队则显得“星光黯淡”：庄法是外国面孔，参赛前几乎无人知晓；维妮娜虽出身央视，却是自己递了三年简历才获邀；江语晨作为歌手曾有知名度，但节目期间最大的新闻竟是前夫欲与其对簿公堂。两组人马同台竞技，即便前者舞台确有瑕疵，但“成年人翻车”至少还有成年人的体面，而“幼儿园汇演”式的呈现能胜出，除非比的本来就不是舞台实力，而是人气高低。

《乘风2026》

或许有人会说，综艺而已，何必较真？但请注意节目的自我定位：竞演综艺。在演技类综艺中，业务能力是硬通货，这已是共识。为何到了《浪姐》，标准就悄然滑向了“国民度”比拼？更关键的是，当比赛走到这一步，便与“姐姐”们的舞台表现关系不大了，它迅速退行至内娱最原始的“流量鄙视链”——谁红，谁就赢。一档当年高举“让女性发光”旗帜的节目，办到第七季，却落入了行业最陈腐的窠臼，也难怪B站上一众UP主会集体发声，表达不满了。

（图源：B站）

叙事困局：从“市场化女性主义”到“作困兽之斗”

其实，这种偏离早有端倪。早在2024年，就有媒体指出，《浪姐》奉行的是一种“市场化女性主义”，让姐姐们的真实自我失焦，转而用“冻龄女团”式的消费赋权叙事来包装所谓的女性力量。姐姐们，从未获得真正的身份表达空间。亦有评论犀利点出，当成团仅剩象征意义，这条路便失去了终极目的地，所谓的“乘风破浪”，不过是在浅水区嬉戏。

如果说前几季的《浪姐》尚且困在“必须唱跳”的刻板叙事里循环，那么这一季，它干脆变成了姐姐们“作困兽之斗”的透明容器：江语晨录节目期间遭遇官司，实力虽弱却因某种“道德资本”留下；萧蔷和陶昕然被弹幕称为“老鼠屎”，赢了比赛却输了口碑；拿到最高分的乌兰图雅组，内心深知“德不配位”，在镜头前反而讷讷无言；全场笑得最开怀的，恐怕是主持人谢娜。列举这些并非指责姐姐们，而是想说明，这一季看似有输赢，实则没有真正的赢家——除了节目组。因为除了“自己人”，多数参与其中的女性，都难免显得有些“冤种”。

《乘风2026》

初心不再：从“想象共同体”到“人工造浪”

回顾2020年，《浪姐》诞生于国内选秀余温尚存、而成熟女性艺人缺乏展示舞台的节点。彼时，公共话语中女性叙事存在空白，男性主导的综艺却遍地开花。因此，即便它仍将女性置于“女团”这个被凝视的传统框架内，其创新意义仍不容否认——它至少为女艺人与女性观众，提供了一个情感共振的“想象共同体”。

然而，随后几年是国内女性意识快速觉醒的时期，各类女性KOL不断涌现。反观《浪姐》，却依然固守着“唱跳女团”的单一叙事，仿佛陷入一种鬼打墙式的自我证明：要成为“乘风破浪的姐姐”，就必须修炼唱跳。可问题是，“偶像练习生”的模式都已成明日黄花，为何姐姐们还必须来《浪姐》唱跳？同样是李小冉，她在旅行综艺里与刘晓庆的互动就显得自然得多——因为观众无需再看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明星勉强“装嫩”。这个大染缸里的女明星，怎么可能毫无瑕疵？

《一路繁花》

当其他平台的创作者们已经开始坦然讨论家暴、月经、物化经历等深刻议题时，我们不禁要问：在2026年的今天，让姐姐们在一档综艺里继续比拼唱跳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不冻龄就不是姐姐了吗？没有可供观赏的舞台价值，就不能展现魅力了吗？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，那么这究竟是“内娱女子再就业”，还是一场大型的、“服美役”并美其名曰“乘风破浪”的集体行为艺术？

话说回来，或许节目组也察觉了这套叙事难以为继，于是开始主动“制造风浪”。第一季时，节目至少还有些真实的张力——宁静是真的不想成团，黄圣依是真的不会跳舞，她们对形式本身的抵抗，就是最鲜活的内容。那时的“风浪”虽小，却源于姐姐们自身的特质。

《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》

到了第七季，“风浪”的人工痕迹已难以掩饰：直播事故、评分机制不透明、维妮娜淘汰引发的争议，甚至直播取消、观众投诉……连“翻车”本身都成了预设的话题素材。姐姐们在节目中经历的所有困境、委屈、逆袭，几乎全是节目规则一手导演的。她们并非在“乘风破浪”，而是在节目组搭建好的水池里，被按下去又拉起来，然后被告知观众：看，她们多坚强。但这所谓的风浪，姐姐们本不必经历。这无异于“没苦硬吃”。

《乘风2026》

行业反思：匮乏的想象力与垄断的生态位

那么，姐姐们为何还要来“吃这个苦”？难道上个旅行综艺，有年轻嘉宾相伴左右当“地勤”，不轻松惬意吗？她们的选择恰恰说明了一个残酷现实：能让她们舒适、自在展现自我的渠道，实在太少了。

喜剧或脱口秀固然犀利，但对文化底蕴和表达技巧要求极高，更需要极大的自我暴露勇气——这对艺人而言门槛过高。即便是那些颇有“宫斗”嫌疑的旅行综艺，能参与的名额也极其有限，有时甚至沦为“奶新人”的陪衬，姐姐们依然投靠无门。而《浪姐》每次能吸纳三十余位女艺人，量大管饱，加上IP知名度高，似乎就成了那个“最不坏”的选择。必须认清一点：《浪姐》能活到第七季，并非因为它做得有多好，而是因为根本没有能与之抗衡的竞品。

这恰恰揭示了问题不只在于《浪姐》本身，更在于整个行业对女性综艺想象力的极度匮乏。七年了，市场上反复使用的只有《浪姐》这一个模板。没有人去开发第二、第三种能够承载成熟女性表达的大型容器。姐姐们“无处可去”本身就是最大的行业症结，而《浪姐》垄断这一生态位长达七年，反而让整个行业更安于现状，懒于思考新的可能性。

七年之痒：评分下滑、赞助锐减与内核背叛

走到第七个年头，《浪姐》还剩下什么？豆瓣评分从第一季的6.8分一路跌至第六季的5.3分；“选女团”早已是缘木求鱼；甚至连广告投放都不再精准。节目赞助商从巅峰时期的15家锐减至5家；直播观看量9000万，录播播放量仅1500万，数据落差巨大。从第三季开始，“姐姐”二字已从节目副标题中消失。《浪姐》从一个标榜女性高光的舞台，蜕变为一个竭力讨好流量、充满算计的“斗兽场”。但如今的观众，真的喜欢看“把人摁进水里”的戏码吗？若真如此，短剧、漫剧中有的是更极致的冲突，何必打开一集动辄上百分钟的长综艺？观众或许早已疲惫：我们真的不想再看中年女性“没苦硬吃”了。

（图源：豆瓣）

与其说是观众抛弃了《浪姐》，不如说是《浪姐》先背叛了自己的初心。作为一个女性向IP，它是否还记得吴梦知时代那些动人的文案？“女人，从母亲开始，就是我们一生中最早记得和最后忘却的名字。三十岁以后，人生的见证者越来越少，但还可以自我见证。”如今，姐姐们还能在这个舞台上“见证”什么？见证人气碾压实力，还是剧本制造的风浪？

作为初代女性综艺IP，《浪姐》或许已完成其历史使命。2026年，女性的表达早已不缺乏容器——脱口秀、播客、小红书，处处都是阵地。但女艺人获得高质量曝光的机会，确实仍缺乏替代品。然而，这并非《浪姐》必须存在的理由，这恰恰是整个行业欠女性的一笔债——是时候开发新的“剧本”，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