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河 | 今天，是他的百岁诞辰：两次转变科研方向，只为国家需要！

1995年，69岁的徐元森院士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：将研究方向从耕耘多年的集成电路，转向了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生物芯片。

面对不解，他的解释朴素而深远：“现在是信息时代，接下来可能进入生物时代。两个领域有着相通之处，都是要弄清楚各自研究对象的信息。”这位与“信息”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科学家，其人生轨迹本身，就是一部解码时代需求的“信息图”。

有趣的是，这位在科研上追求极致精确的学者，晚年谈及长寿秘诀时，却用了“健忘”二字。他说，生活中的烦心琐事，发生了，过去了，就要学会忘记。然而，这种“健忘”仅限于个人得失。对于国家之急难、科研之瓶颈、前行之方向，他始终铭记于心，并为之奋斗终生。2013年，徐元森院士因病逝世，享年87岁。如今，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回望，更能体会这“健忘”二字背后，那份举重若轻的胸怀与矢志不渝的坚守。

01. 想开小作坊的他，成为多领域开拓者

1926年，徐元森出生于浙江江山一户普通农家。战乱年代的求学路异常艰辛，步行十余小时上学、在寺庙读书、甚至在摆放骨灰的祠堂中歇宿，构成了他少年时代深刻的记忆。然而，困苦并未磨灭他的聪慧与求知欲。

1946年，他考入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。多年后问及缘由，他的回答现实得可爱：为了毕业后“有饭吃”，能开个小作坊，做做肥皂之类。这个朴素的愿望，最终被时代洪流改写。

1950年，徐元森进入中国科学院工程实验馆（上海微系统所前身）。新中国工业建设百废待兴，他接到的第一个硬骨头，是攻克适合中国国情的球墨铸铁生产技术。没有现成路径，他就围着化铁炉一遍遍试验，汗水浸透衣裳、模糊视线也毫不在意。同年年底，经过近百次失败与调整，工艺终于成功，成果迅速推向全国，为工业建设提供了关键支撑。

首战告捷，只是序幕。随后十余年，他跟随国家战略，先后投身包头白云鄂博矿、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高炉冶炼研究，成功解决了炼铁史上含氟和含钛铁矿冶炼的两大世界性难题，三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，成为我国冶炼新工艺的重要开拓者。

如果故事止步于此，他已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冶金学家。但20世纪60年代初，美制U-2高空侦察机事件深深刺痛了他——其控制核心是集成电路，而中国在此领域几乎是空白。徐元森主动请缨，毅然转向，留下一句：“科学人要带头搞技术，要开路。”

1965年，他带领跨单位攻关小组苦战五个月，掌握了关键技术，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双极型集成电路。此后数十年，他带领团队开发了上百种集成电路，装备于国产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及后续的百万次、千万次计算机，彻底扭转了核心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。1985年，相关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，他排名第一。

他坚信技术必须走出实验室。集成电路的研究成果必须与应用对接，身份证、一卡通等民生应用的早期构想，正是源于他的提议并由学生后续实现。

1995年，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徐元森，在69岁这年再次转身，踏入生物芯片这片崭新的“无人区”。他的理由紧迫而清醒：“生物芯片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迫在眉睫，否则在一个新的科技前沿领域，我们又将失去话语权。”在他的推动下，国内首个生物芯片课题组就此成立。

那个梦想开肥皂作坊的少年，最终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多个关键领域，为整个国家“开了路”。

徐元森（右一）和同事在讨论问题

02. 能解决问题的他，习惯先找准问题

在同事和学生眼中，徐元森总有“鬼点子”，擅长解决问题。但比解决更关键的，是他那种于纷繁复杂中直指核心、先把“真问题”拎出来的能力。

攻关包头矿时，高氟矿石冶炼是世界性难题，连苏联专家都束手无策。年轻的徐元森判断，症结在于没人知道氟在高炉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于是，他力主建造一座1立方米的微型实验高炉，并安装特殊取样设备，像给高炉做“胃镜”一样，动态追踪氟的踪迹。这套独创的方法，被冶金界誉为“出类拔萃的开拓性工作”。

面对攀枝花那个被判“死刑”的“呆矿”，他同样从症结入手：钛含量过高导致熔渣变稠粘炉。他没有沿用旧法盲目添加辅料稀释，而是改造高炉、创新工艺，最终不仅成功冶炼，还提高了生铁质量和钒回收率。这套方案，至今仍在发挥作用。

这种“先诊断、后开方”的思维，也贯穿于集成电路研究。当时，微米级的尘埃就足以毁掉整块芯片，提升成品率必须解决洁净度问题。1973年，他力排众议，建议建造洁净室。面对缺乏专业人员的困境，他组织起一支工人、干部、技术人员结合的队伍，边学边干，用16个月建成了国内领先的100级洁净室，其经验后来被广泛推广。

即便退休后，他依然保持着这种敏锐。赴欧美考察后，他针对国内集成电路差距拉大的现实直言献策；转向生物芯片后，他像学生一样听课、记笔记，深入医院与医生交流，从临床一线寻找科研的“真问题”。

徐元森（中）在介绍洁净室

03. 曾领航行业的他，隐于时代浪潮下

2006年，所里计划为80岁的徐元森举办庆祝会，他再三推辞。直到被告知主题是纪念我国第一块集成电路诞生40周年，旨在传承精神，他才勉强同意，但仍反复叮嘱：“简单点，再简单点。”

他不习惯站在聚光灯下。成果出来后，他很少接受采访，坚持“实事求是，不突出个人”的原则。申报项目时，他坚持署上每一位参与者的名字；审阅稿件时，常把对自己的赞誉之词删去，改为强调集体力量。

他一生绝大部分精力倾注于科研与育人，学生中涌现出众多行业栋梁，而他本人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仅是研究室主任。他常告诫学生：“既然选择了做学问，就不要三心二意。”

80多岁高龄，他仍坚持每日上班。单位要给他配车，他一口回绝；领导问有何需要，他总是连声说“没有”，生怕添一点麻烦。即便住院期间，他不愿领导因探望耽误工作，却会把负责人叫到病床前，讨论科研新动态。他将自己的病情指标绘成曲线图，作为“活标本”供学生研究，将生命的最后时光也化作了教学素材。

“科学有险阻，苦战能过关。求实又求真，才能有所获。”这是他写给同事学生的治学箴言。而“求是求实，为国为民”这八个字，则是他留给子女，也是贯穿自己一生的人生底色。

徐元森在观察实验数据。上海微系统所供图

一个人能在一个领域登顶已属不易，徐元森却在冶金、集成电路、生物芯片三个跨度极大的领域，均从头开路并结出硕果。今天，当芯片成为全球竞争焦点，生命健康检测成为交叉学科热点，我们更能体会他当年抉择的前瞻与艰难。

时代浪潮奔涌向前，最初的铺路人常常隐入历史深处。但浪潮之所以能至千里，正是因为在需要奠基的时刻，有人毫不犹豫地俯下身，放稳了第一块基石。徐元森，就是这样一位放稳基石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