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票超售高额退票费 是否触碰公平消费底线？

买了机票，到了机场却上不了飞机；退一张票，一万五的票款最后只退回四百多块。航班超售让消费者“走不了”，畸高退费让消费者“退不起”。咱们今天就跟着记者的一线走访，直击机票消费中那些被忽视的权益“暗礁”。

航班超售：手握机票却难登机

2026年2月24日，乘坐东航MU5426航班从重庆飞往上海的雯女士，就遇到了这件糟心事。她长期受慢性病困扰，此行专程预约了上海某三甲医院知名专家的特需门诊号。出发前，她已经完成了线上值机，顺利通过了安检，结果到了登机口，却被告知：因航班超售，无法登机。她反复说明就医的紧迫性，但航空公司给出的方案仅仅是改签至后续航班，外加升舱和400元现金补偿。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，好几位比她晚到的旅客，反倒顺利登机了。整个处置过程，既没有标准，也没有公示。

无独有偶。山西运城的高先生一家四口，原定于7月2日从三亚返程。当天中午突然收到信息通知需要改签。到了机场才知道是超售，航班已满，只能改乘次日航班。恰逢台风来袭，全家被迫滞留两日，而航司只承担了他本人的食宿费用，其余三位家人的开支，都得自己掏腰包。

所谓“航班超售”，说白了就是航空公司实际卖出的机票，比飞机上的座位数还多。航司依据过往数据，预估会有部分旅客临时取消或误机，所以故意多卖几张，好把这趟航班的“上座率”和收益最大化。可问题是，由此带来的全部风险，最后却都压在了消费者头上。有人因此错过了亲人危重时刻，有人耽误了关键的升学或求职行程。

2026年7月24日，京津冀三地消费者协会联合约谈了10家航空公司及5家在线订票平台，责令其限期整改相关问题。天津市消协秘书长张正的话一针见血：“经营利润由企业独享，而航班延误、行程中断等损失却全由旅客买单。”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也强调：“行业运营模式绝不能突破法律底线，不得以牺牲消费者的知情权、自主选择权和依法求偿权为代价换取商业利益。”

天价退票费：15217元机票最终仅退432元

消费者林先生的经历，则把退票费的问题推到了台前。他于7月3日花了15217元预订了一张北京至纽约的国际航班机票，7月13日申请退票时，系统页面显示“仅扣费400余元”，他没多想就确认了操作。结果第二天发现退款迟迟没到账，联系客服才得知：实际到账金额仅为432元——也就是说，97%的票款已经被扣掉了。

林先生本人既是购票平台的黑钻会员，也是该航司的金卡常旅客。维权过程中，遭遇的是平台与航司的相互推诿。沟通时，客服甚至主动提醒“本次通话已录音”。对此，林先生愤慨地表示：“我被扣掉一万五，还要被‘录音警告’？”

记者调研发现，退改规则模糊不清、扣费比例严重失衡，已经成了行业普遍现象。有消费者提前好几天退票，700多元的机票只退回200多；也有旅客把航空退改和铁路对比，高铁退改执行的是清晰的阶梯式收费，而机票退费，则常常让人感觉“一步踩空”。

专家发声：格式条款失公平，双向挤压显失衡

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指出，平台与航司未尽到充分的提示与说明义务，导致消费者在重大误解下缔约，这类条款属于典型的“霸王条款”，依法应被认定为无效格式条款。
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号朋表示，退票费在法律属性上属于违约金范畴，其设定必须与航司的实际损失相匹配。“如果未以显著方式明确告知扣费比例，甚至刻意隐藏关键信息，那明显超出了合理损失范围，违背了公平原则。”

苏号朋进一步指出，超售与高额退票费，其实是同一问题的“一体两面”：当旅客退改签时，收取畸高费用；当旅客如期履约时，又以超售为由拒绝承运。一边靠超售来填补空座损失，一边借退票费攫取超额收益，从两端同步压缩消费者的权益空间，而航司则稳坐中间，通吃两端。

规则透明，方能托起安心出行的信任底座

说到底，一张薄薄的机票，承载的是普通人对远方的向往与奔赴，不该沦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。要化解天价退票引发的信任危机，核心在于坚守两条底线：“规则必须公开透明，权益必须平等对等”。只有当“重要提示”不再藏身于极小字号之中，“公平合理”真正嵌入合同文本之内，消费者才能真正放心购票、安心启程。当前，提振消费信心、扩大内需正成为稳增长的关键抓手，而交通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首道关口，其交易规则是否公正、透明，不仅关乎行业形象，更直接影响整体消费生态的健康循环。

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，要让百姓敢消费、愿消费、乐消费，航司与平台必须恪守诚信底线，制定合法合规、公平合理的交易机制，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、公平交易权与依法求偿权。唯有如此，文旅消费才能实现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