灵隐寺全面叫停商拍，景区治理动真格了

上个周末到西湖畔吹风，刚站定没多久，一位大哥轻拍我肩膀：“麻烦稍微让一下，我们想在这儿拍张照。”一转身，白素贞与小青盛装而立，身旁的道具师正举着反光板。

心里顿时泛起一丝不快——西湖又不是你们家开的，凭什么让我让？上网一搜，发现不少游客也抱有同样情绪。

这股对景区商拍的不满，最近被杭州两大古刹直接回应：灵隐寺全面叫停所有盈利性质的商业拍摄；法喜寺则明令禁止摄影师在寺内招揽客户、长期霸占拍摄点位。

一块小小的告示牌，戳中了无数游客的心坎——如今的景区，究竟属于谁？

全民苦“景区商拍”久矣

先说最令人憋屈的一点——长时间占据位置。

在不少热门打卡地，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：仅几平方米的黄金机位，被商拍团队用三脚架、反光板，甚至自带的小马扎、广告立牌“圈地围挡”。为抢所谓“黄金光线”，一占就是半小时起步。普通游客兴致勃勃而来，却只能在外围来回踱步，望而兴叹。

本该人人共享的公共空间，就这样悄然被“私有化”。

更无奈的是，哪怕只想匆匆路过、安静走一走，也得步步留心——稍不留神，可能踢翻补光灯，或误入取景框招来一记冷眼。想安安静静散个步，竟成了一场需要不断绕行镜头的“障碍跑”。

这还只是空间上的挤压，更让人糟心的是秩序的崩塌。

为指导模特摆姿，摄影师常常提高嗓门喊：“下巴收一点！”“眼神往这边看！”——这声音在本应肃穆清幽的古刹中格外刺耳，瞬间击碎“佛门清净”的氛围。

而为追求角度出片，随意踩踏草坪、翻越护栏、倚靠文物建筑的现象也屡禁不止。

据杭州市12345市长热线公开数据显示，今年2月至5月底，关于西湖边商业拍摄的投诉已超30起，涵盖长期占位、践踏绿地及游客冲突等。而这还只是拨通电话的部分，更多人选择了沉默忍耐。

当“出片”成为唯一目标，公共素养与生态敬畏便悄然退场。

为何屡禁难绝？

商拍之所以难管，症结在于其身份游走于“游客”与“经营者”之间的灰色地带。

当前尴尬之处在于：绝大多数商拍团队入园时，买的是和普通游客一样的门票。

按现行规定，景区管理人员无法仅凭携带专业摄影器材就将其拒之门外，也难以当场判断其行为是亲友合影还是商业接单。

这就给了商拍极大的操作余地——他们往往以游客身份入场，一进核心区域，立刻支起设备、拉开架势开工。

这种身份模糊性，直接导致执法取证困难。保安上前劝阻，对方一句“我在给女朋友拍照”就能轻松搪塞过去；即便游客投诉其扰乱秩序，在缺乏确凿交易证据的前提下，管理方通常只能口头提醒，难以实施处罚。
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利益链条高度隐蔽。一套标价399元的古城写真，费用可能拆解为化妆、服装租赁、摄影服务及线上平台引流用金。一旦发生消费纠纷，比如强制加价、承诺“底片全送”却只给一半，游客维权往往无门——许多商拍团队未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，属“黑作坊”式运营。

景区虽有意规范，但受限于权责边界，难以跨过经营许可门槛干预具体交易。

更微妙的是，因商拍被视作带动本地消费的新业态，某些地方甚至默许乃至变相鼓励其存在。这种重收益、轻体验的短视逻辑，让管理政策在落地时大打折扣。

归根结底，这不是某一家景区的“内部事务”，而是行业粗放扩张后的必然阵痛。当入行门槛低至一台相机即可起步，当利润驱动着人群涌向每个“网红角落”，治理难度早已注定。

治理已在路上，且日趋精细

面对乱象，国内多地景区已开始探索破局之道，管理方式也正从粗放走向精准。

目前主流治理路径大致分为两类：

一类是明确禁限。

灵隐寺与法喜寺接连亮出“红牌”。

法喜寺禁止的是摄影师在寺内主动招揽、预约客户的行为，对外约拍摄暂未一刀切禁止。

灵隐寺则更为彻底——全寺范围内严禁一切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拍摄活动，未经寺院书面批准，任何商业摄影团队或个人均不得开展拍摄作业。仅大雄宝殿周边，就竖立着6块醒目的禁拍提示牌。

这股整治风并非个例。2024年，泉州开元寺推出商业拍摄“准入制”，要求登记备案、接受培训并持证上岗，同步划定“十不准”红线。

故宫博物院早在2023年发布的《参观须知》中即明确禁止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，大型三脚架、反光板等专业设备被限制入园；北京天坛、颐和园等市属公园亦陆续跟进，公开谢绝商拍。

上海外滩则由多部门联合执法，通过设置警示标识与常态化巡逻，严查无证揽客、违规占道拍摄等行为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制度层面的突破。

浙江省政府官网近日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》，自2026年7月8日起施行。文件明确提出建立旅游市场“吹哨人”机制，鼓励业内知情者举报违法违规行为；同时推动建设AI大模型系统，利用图像识别技术自动识别欺客宰客、强制消费等情形，实现人工智能辅助执法。从“人盯人”转向“技管人”，释放出动真碰硬的强烈信号。

另一类则是分区疏导。

该模式承认商拍具有现实需求，转而通过规则加以引导。杭州西溪湿地便划定了允许拍摄区与禁止拍摄区。

今年6月起，孤山路网红座椅旁增设3分钟倒计时装置，用限时机制缓解部分人员长期霸座问题——既满足拍摄需求，又保障核心游览体验。

这些实践表明，治理商拍并非只有“放任”与“封杀”两个极端选项。只要科学规划、规则清晰、执行有力，完全可以在游客权益保障与市场有序运行之间找到平衡支点。

尾声

说到底，这场围绕商拍的争议，本质是一道关于公共资源归属权的考题。

景区是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间，不是私人摄影棚。每一位支付门票、排队入园的普通游客，都拥有在最佳观景点驻足的权利，用自己的手机记录眼前风景。

这份权利不该被三脚架挤占，不该被反光板遮挡，更不该被一句“麻烦让一让”轻易推至人群边缘。

当然也要看到，商拍本身并非原罪。旅拍消费需求真实存在，合规专业的商拍团队同样是文旅产业链的重要一环。

真正需要整治的，是那些野蛮生长的部分——无证经营、扰序占位、设套消费。

迈点期待更多景区能从“被动应对”转向“主动治理”，在守护游览秩序与包容合理商业之间，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平衡之路。